3月15日凌晨3时，于洪东感觉对岸有异样的响动，马上用抛石子的暗号，发出了提高警惕，注意观察的警报。

　　片刻之后，借着雪地的微光，看到苏军6辆装甲运兵车开到江边，从车上跳下三十多个士兵，手端冲锋枪，猫着腰，悄悄向珍主岛逼近。

　　怎么回事？莫非是昨晚的埋雷行动被敌人发现了，敌人准备来破坏雷场？还是我们在岛上暴露了目标，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呢？刹时间，于洪东觉得浑身燥热，脑门上冒出了汗珠。他马上打开身边的报话机，用预定的暗语向前指报告。

　　和衣而卧的肖全夫睡梦中被值班参谋叫醒，听到敌情变化时，他顿时紧张地思索起来。敌人的意图是什么呢？

　　值班参谋文跑来报告：“敌人距岛只有30米了，于排长请示是否开火，消灭他们？”

　　3月2日一战，苏军的损失更惨重些，他们肯定急于报复，这批小股敌人，夜半上岛，想干什么呢？如果说发现了我们的潜伏部队，他们完全可以用岸上火力解决，没必要半夜来偷袭呀，如是为了破坏雷场，他们选择的时机，行进的路线，似乎都不能解释。这是外交斗争，稍有差池，将会铸成巨大的国际影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的。

　　“告诉他们，注意监视，敌人不放第一枪，我们决不开火。”

　　不一会儿，值班参谋又来报告，苏军小分队在岛岸中部登陆后，在东北部丛林中隐藏起来。肖全夫抚着额头，猛然醒悟过来了，这是敌人悄悄契进来的一颗钉子，他们企图在天亮我巡逻队上岛时，两面夹击，一口把我巡逻队吃掉。

　　“天算不如人算。”我军先走的这步棋，居然和苏军的顶了板。

　　“通知于洪东，让他们在岛上注意隐蔽，千万不要暴露，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值班参谋在保密手册上迅速地记录着。

　　“另，通知边防站，大亮后，巡逻按原定时间推后一小时，巡逻路线由原来的由北往南，改为由南往北，如发现情况，迅速登岛与我潜伏部队汇合。”

　　值班参谋走后，肖全夫觉得得倦意全无。一场大战已是计时可数了。他抬腕看了下手表，3点53分，离天亮还有四个小时，他觉得肚子有些饿，便翻出几块饼干，倒了一杯开水，一边慢慢吞咽，一边细细思考着作战计划的每一个细节。

　　战斗一打响，首轮炮火要把岛上潜伏的苏军干掉。两个师炮群要严密封锁江岸，使苏军的坦克群无法冲过江面。岛上的力量还要加强，应该立即把23军的火箭筒排调上去，用猛烈火力打击苏军的装甲运兵车。还应该……

　　肖全夫坐不住了，起身披上大衣，叫上警卫员，对值班参谋说：“我去77师指挥所。”说完，对警卫员招了招手，踏着没脚踝的积雪，消失在迷茫的雪夜里。

　　在小小珍室岛这个弹丸之地上，隐藏着怒齿相向的两只猛虎，只不过一只瞪圆了眼睛。另一只还懵然不觉罢了。

　　东天透出了微微的嘉光，银龙般的乌苏里江已经现出了它那硕长粗大的身影。中国士兵在岛上已经潜伏了7个小时了。此刻，于洪东觉得双脚已经麻本了，完全失去了知觉。整个身躯好似变成一块僵死的冻上，只有神智还在欢快的跳跃。身边的机枪手杨念全呼吸变得粗重起来，好似嗓子眼里卡住一索冰块。

　　“千万不能暴露目标。”于洪东用预定的暗语通过报话机向各小组发出了警告。

　　相隔仅百十米的苏军小分队完全没有料到，就在他们对面的眼皮底下，居然也潜伏着一支与他们人数相仿的中国部队，而且已经潜伏了近8个小时，比他们的潜伏时间多了近一倍。他们的潜伏时间，是根据苏联科学家进行的人体耐寒试验提供的各种数据而确定的。可现在，他们已经耐受不住了，有的在雪地上翻来滚去，有的蹭了起来，拼命跺着脚板，痛苦的咿呀声，严厉的呵责声、压抑的抽泣声，混成一团，即使这样，仍有3名苏联士兵被冻死在这片榆树林里。

　　战后，此事引起了苏军高级将领的高度重视。为了解决防冻问题，国防部曾召开过专门会议，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扎哈罗夫元帅，曾带领各大军区的元帅、大将们，在莫斯科近郊的野外露宿一天，以寻找防冻伤的对策，如果他们知道中国军队靠着单薄的棉衣，在同一个岛屿上潜伏，时间超过苏军的一倍，且无一伤亡时，他们肯定会觉得不可思议。是人种的不同？是防护措施的优劣？是精神的作用？苏联的科学家为此困惑过，笔者也感到困惑。因为无法进行对比试验，也许三者都有，也许都不是，永远是一个谜。

　　8时正，我巡逻分队开始巡逻。

　　孙玉国带领巡逻队12人，按照临时改变的路线，从南侧登岛，路过我军的设伏阵地，由南向北巡逻。走到岛中部，快要进入苏军设伏的火力区了，孙玉国命令巡逻分队停了下来。

　　狡猾的苏军想等巡逻队全部进入火力区后再开火，没想到中国军队不走了，尽管他们离“死区”只有一步之遥。

　　孙玉国早知道对面林子里埋伏着敌人，自己已在枪口的瞄准之下。但他似乎也摸透了敌人的心态，故意与敌人保持着不即不离的距离。待看到江岸上的敌人开始行动了，这才神志自若地命令巡逻分队回头折向西南。

　　煮熟的鸭子要飞了。苏军潜伏部队在眼睁睁地看着中国部队即将离去时，无奈打响了第一枪。这又是罪恶的一枪，是苏修侵略者悍然发动武装挑衅的铁证。

　　孙玉国带领着巡逻队迅速在预定位置隐蔽起来。

　　列昂诺夫上校在指挥所里用望远镜看到这一切，顿时怒火冲顶。

　　“命令，第一梯队按照第二方案，对岛上敌军发起冲击，务必全歼。”

　　8点零5分，苏军3辆装甲车，引导步兵二十余人，沿着冰冻的江面，向着孙玉国率领的巡逻队的隐蔽位置冲了过来。这股冲击部队沿正前方突击时，恰恰把侧翼暴露给于洪东率领的潜伏队。

　　“准备战斗！”于洪东断然下达了命令。中国士兵一个个从树枝下，雪堆里露出头来，75反坦克炮，40火箭筒，机枪冲锋枪……

　　红肿僵直的手指扣住了扳机，黑洞洞的枪口瞄准了敌人。

　　“50米，40米，35米……” 于洪东默默估算着距离，猛然一声大喝： “打！”

　　顿时，珍宝岛上枪炮齐鸣，宽阔的江面上浓烟滚滚，各种早压满怒火的轻重武器，一齐拼命地吼叫起来，密如飞蝗的枪弹，带着死亡的呼啸，在苏军的头顶，脚下爆炸开来。苏军被这突然的袭击打得措手不及，江面上又无可依托抵抗阵地，惊慌中只能躲在装甲车后拼命地射击。

　　苏军潜伏部队一看情形不妙，这才大梦初醒，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居然也埋伏着一支中国军队。此刻，他们只好显出面目，用火力支援江面上已遭重创的友军。此刻，中国江岸上的两个炮群开始发言了。

　　密集的炮火，将苏军的潜伏阵地炸成一个浓烟包裹的火球，江面上的装甲车也被火炮击中，炸得人仰马翻。丛林里的苏军实在呆不住了，像群受惊的兔子，逃命似的窜向江面。双方激战一小时余，苏军的第一次进攻被打败，江面上遗留下苏军十几具士兵的尸体，一辆被击毁的装甲车冒着浓烈的黑烟。

　　于洪东望着遁逃的敌人，被浓烟熏黑的脸上露出了爽快的笑。他掏出怀里的小酒瓶，拔开塞子，美美地灌进一大口。

　　报话机里，传来肖司令的声音：“于洪东，你们打得好，敌人第二次进攻马上就会开始，要做最坏的准备，有什么困难，马上报告。”

　　杜水春爬过来说：“子弹、手榴弹不多了，火箭筒也太少。”

　　于洪东嘶哑的嗓音：“肖司令，我们弹药消耗太快，急需补充，另外，战士们在雪地里趴了十多个小时了，能不能送点热汤喝喝，暖暖肚子。”

　　肖全夫的眼眶里蓄满了泪水，从昨晚6点登岛到现在，他们已经在冰雪中风冻了16个小时了。没有饭，没有水，而且，战斗需要他们继续呆下去。呆多久？谁也不知道。这是些顶天立地的英雄啊！他们以血肉之躯抗击着零下三十多度的风雪严寒。以凛然的正气与强敌进行着殊死的搏杀，而他们的要求，仅是一口能暖胃的热汤。将军的喉头哽咽了。

　　（9）苏军上校饮弹身亡

　　第一次进攻受挫，列昂诺夫并没有因此而气急败坏，岛上有中国的潜伏部队，这是他未预料到的，只要弄清了敌情，下面的仗并不难打。他重新进行了部署，正面由3辆坦克、3辆装甲车导引冲击，牵扯中国军队的火力，由杨辛中校率一个坦克中队4辆坦克，从岛南端侧后的江叉上穿插过去，切断江岸同岛上的联系，将岛上的中国军队包围全歼。

　　3月15日9时46分，苏军的第二次进攻开始了。苏军的炮火准备异常猛烈，把这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小岛炸得体无完肤，爆炸的气浪将如岩石般坚硬的冻土和树很枯枝掀起一丈多高，然后又像降冰雹般“噼哩啪啦”地猛砸下来。

　　于洪东向全排命令道：“各小组注意，要节省弹药，轻机枪打短点射，冲锋枪打单发，4O火箭筒要瞄准装甲车的有效部位，把敌人放近打、看准打。”

　　敌人逼近了，孙玉国、周登国率领的巡逻组先敌开火，将坦克后尾随的步兵打得全趴倒在江面上。于洪东指挥着两架40火箭筒和两挺机枪也开了火，子弹打在苏军“乌龟壳”的钢板护甲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后面有一辆装甲车被40火箭筒命中，冒起了黑烟。

　　由于岛岸太高，苏军坦克无法登岛作战，导引的步兵被我军火力打得抬不起头来，进退不得，所以苏军坦克便不再前进，停在江面上，像一座座钢铁堡垒，不断用坦克上的滑膛炮向岛上轰击。

　　突然，于洪东身旁的贾玉明喊道：“排长，敌人坦克从后面冲过来了。”

　　于洪东回头一看，果然，4辆苏军坦克和两辆装甲车，绕过了岛南端，从我国内河的岛西江叉上包抄过来。于洪东心里一阵暗喜，来得好，反坦克雷场该发挥威力了。随即命令战士周锡金说：“用40火箭筒，敲它两炮，把他们引过来。”

　　周锡金熟练地装上射弹，瞄准第一辆坦克的侧甲板，击发了扳机。

　　“嗵！”地一声，火箭弹准确地命中了坦克的腰部，虽没有钻透，却震得坦克巍巍一颤。坦克里面的5名乘员，由杨辛中校率领着正无所顾忌地往前突击，被这一炮也是震得七荤八素。他们狂怒地喊：“包围他们，一个也不准跑掉。”

　　坦克终于冲进雷场了，于洪东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这些反坦克雷究竟有多大威力，事先没有演练过，他心里根本没有底，实践证明，我们的反坦克武器，没有一样能致苏军这种新型坦克于死命。如果反坦克雷再不管用，后果将不堪设想。

　　岛东面，苏军乘着岛上火力一时减弱，又冲上来了，我军伤亡亦非常惨重。

　　4班长石荣庭带着一个战斗小组，灵活地滚动变换着阵地，用军帽吸引敌人的火力，发现目标后再准确射击，战果甚丰，打得苏军躲在坦克身后，不敢轻易地暴露目标。杜永春带领的小组也打得异常英勇，40火箭筒手负伤了，杜永春毅然接过武器，连发两弹将20米外的一辆装甲运兵车击毁。

　　于洪东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江面上一个个大白馒头似的反坦克雷。钢铁的履带呼隆隆地滚进着，进雷区了，碾上了，正在这时，江面上爆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坦克履带被炸断了，刚才还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30多吨重的铁家伙，顿时死在那儿，一动不动了。

　　“快，火箭筒，给我打后面那辆装甲车，一定要击中。”

　　周锡中装弹瞄准，扳机一扣，“轰隆”一声，最后一辆装甲车失去了平衡，歪倒在江面上。

　　“好啊！”于洪东兴奋地喊，“这几辆乌龟壳给咱堵住了。大小家伙一齐上啊！”

　　好象到了实弹射击场，岛上岸上的大小火炮、手榴弹，一齐向这3辆坦克冰雹般倾泻下来，敌坦克上的车灯、天线、履带护板被炸得四处横飞。

　　3辆苏军坦克前后受阻，急得在江面上打转，最后终于将后面的装甲车碾碎，带着累累伤痕，从原路逃了回去。被打瘫的第一辆坦克见同伙弃它自逃，慌了手脚，坦克里一名上尉站了出来，仓惶跳车，企图沿江岸逃跑，于洪东举手一枪，将上尉的脑袋打开了花，头上的毡绒帽子飞出一丈开外。于洪东瞅准坦克射击的死角，疾步飞奔过去，跳上坦克车，拉开顶盖，将一颗手榴弹塞了进去。“轰隆”一声，这辆已经瘫痪的坦克彻底哑了；成了一块死钢铁疙瘩。

　　于洪东当然不知道坦克里面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尸体中，有一位便是杨辛中校。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苏军第二次进攻又被打退了，战区的皑皑冰雪已被炮火熏染成黑灰色。连当天正午的太阳也变得迷蒙、惨淡。

　　下午15时13分，苏军的炮火准备开始了，密雨一样的炮弹，飞蝗般倾泻在中国的土地上。 15分钟后，苏军坦克、装甲车24辆，导引一个连的步兵，在其人力掩护下，向珍宝岛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

　　战斗进入随时随地残酷的阶段。火炮在怒吼。铁甲在奔突，机枪在猛喷。手雷在飞舞。两军将士在珍主岛上进行了一场罕见的血肉拼杀。

　　77师副营长冷鹏飞率领增援部队，穿过炮火封锁区，冲到岛上来了。岛上的火力得到了加强。

　　中国75反坦克炮手为了平炮射击，直接命敌，将两门反坦克炮推出了掩体，在不到100米的距离上对着苏军坦克一阵猛轰，将苏军的炮火压制下去。

　　杜永春发现了敌人的指挥宫，喊道“瞄准西边那个穿黑皮袄的‘戈比蛋’，猛猛地打。”四五支冲锋枪一阵扫射，苏军上尉再也爬不起来了。

　　苏军指挥所里，列昂诺夫看到进攻再次受挫，准备孤注一掷，让七十余辆待命的坦克一齐杀过江去。

　　突然，一发炮弹准确地落在了指挥所的头顶，指挥所塌了。列昂诺夫好不容易扒开压在身上的横木草苫，从土坑里爬了出来。他拖着被砸伤的腿，还没有直起身子，一颗流弹飞了过来，不偏不倚地穿透了他的心脏。

　　他活动的身躯凝固了，惊悸的神情停滞在脸上，眼睛里的瞳孔在逐渐放大，放大，生命的光亮哨失了，代之的是一片阴暗的死灰。列昂诺夫上校重重地倒在了雪地上。他在生命终结的一刹那，仿佛看到了死神扇动的黑色的翅膀，看到了瘫痪在中国领土上的那辆坦克，它将成为苏联入侵中国无法抹掉的钢铁罪证。

　　遗憾的是，战斗结束后，中国军队并不知道苏军一名上校和一名中校被击毙。事隔一个多月之后，苏联《红星报》上才披露了列昂诺夫和杨辛阵亡的细节。

　　（10）毛泽东强调“西北可能出问题”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军区司令部。

　　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睡了个很惬意的午觉，此刻刚懒洋洋地走进办公室，便看到了办公桌上置放在醒目位置的6月10日的情况报告。

　　“又是边境事件。”龙书金不耐烦地将报告浏览了一遍。因为死了人，他不得不稍为认真地多看了两眼。

　　“越界……开枪……这可能吗？”……

　　进入6月以来，这类有关苏军越境入侵的报告显著增多，披照惯例，有关外交的纠纷一旦发生，不管事件的大小，管辖哨所必须一式三份，用电报直发军分区、军区和北京外交部。而且做为军区司令员的他，亦必须一一圈阅。据说这一规定是周恩来亲自制定的。

　　龙书金由广州军区副司令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后，也不得不遵守这一规定。龙书金对这些多如牛毛的外交纠纷报告早就腻烦透顶。今天是一头羊。明天是一头牛、要么是你打了我一枪，我射了你一弹，在自己的辖区内，中苏边界线长达7000多公里，谁知道一天要发生多少事，而这些事件又有多少是真实的呢？

　　“假报军情？……！”

　　龙书金将报告漫不经心地抛在桌面上，起身缓缓踱到窗前。新疆的6月，窗外炽热如火，花园里的花草绿木，在骄阳的暴晒下蔫搭着头，好似脱干了水分，划一根火柴就可点着。

　　“这个鬼地方。” 龙书金愤愤地咒骂了一句，又回至刚才的思路上去。有些哨所的军官，为了引起上级的重视，得到更充实的供应，故意夸大事实。有时屁大一点事也来报告。这虽然算不上邀功争宠，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边界如此漫长，很多地方又没有边界标志，谁侵犯了谁，有什么根据？再说放牧牛羊跑单的事时有发生，难道这也报告，这也需要我军区司令圈阅？说实话，珍宝岛事件发生后，龙书金的确紧张过一阵子，“九大”期间龙书金赴京与会时，秘密会见过林彪，林彪认为：中苏之间的矛盾完全是因为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引起的，即使有一些边境摩擦，尚不至于酿成大战。另外，从苏军的兵力部署上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林彪最后诡秘他说：还是有一点边境纠纷好，可以提高军队的威信，加重几个军区司令员在中央领导层的分量。林彪得弦外之音，龙书金自然心领神会。

　　4月，中央军委发来了电报，报文中特别说明，毛泽东最近指示：“西北可能要出问题。” 要龙书金早做部署，由于林彪的交底，龙书金对这份电报只是付之一笑，草签了个名字，便封进了文件柜，拒未对下传达。进入6月，关于外交纠纷的报告沓至纷来，有时一天多达20余份。龙书金觉得实在乏味，便擅自下了一道命令：“此后一般性的外交纠纷，可逐级报告，本级能处理的，可不必报告上级。”

　　果然，此类报告顿时骤减下来，龙书金自觉清心了不少。他不懂得：外交无小事，一粒火星，都可触发两国交兵的连绵战火。尤其是在中苏两国大战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龙书金立刻得到了血腥的教训。

　　（11）戈壁滩上的38具中国官兵的尸体

　　1969年8月10日，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到塔城军分区检查工作，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新光汇报工作时谈到最近对面苏军调动频繁，夜间可听到坦克的轰鸣声，苏军是否有什么阴谋？任书田副司令员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新疆军区司令部。

　　8月11日，中国军队在两国边防军经常会晤的巴克图哨所悬挂起红旗，这是邀请对方司令官进行会谈的信号。然而，红旗悬挂了一天，苏军的赫尔丘上校、安泽菲洛夫中校、巴什捷夫中校，谁也没有露面。

　　8月12日，新疆军区作战部部长盂魁武接到塔城军分区再次来电，认为苏军行动反常，马上报告了龙书金。龙书金弃置一旁，没有答复。

　　当晚，王新光政委又电话直要新疆军区作战值班室，报告当面苏军可能有重大的行动。请示明天的例行巡逻可否取消。值班参谋回答：军区首长已接到你们的报告，但对取消例行巡逻一事没有明确指示。

　　8月13日上午8时，按照规定，副连长杨政林率领三排37名官兵，执行例行巡逻任务。王新光政委仁立在一个高地上，目送巡逻队消融入茫茫的戈壁滩。虽然这天的阳光格外明媚，王新光的心头却笼罩着驱之不散的浓厚的阴云。

　　巡逻队的官兵对即将发生的凶险茫然不知，他们沿着例行的巡逻道路，逶迤着向前走去，由于是在荒无人迹的戈壁上巡逻，所以队形并不很严整。几个刚分到边防的新兵。围着杨政林听他讲惊心动魄的边防斗争故事。还有的将路旁的沙枣棵、骆驼草折断，编成圈帽戴在头顶，以遮挡骄热的太阳。

　　突然，杨政林停住了脚步，他似乎感到周围的地形有些陌生。这条路他走过上百遍。沿途的一草一木、山丘、沟壑，他熟悉得如同自己的指掌。他细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地貌，说不出哪里感到别扭。一望无际的戈壁，犹如一个正在酣睡的莽汉，毫无知觉的袒露着胸腹。

　　杨政林正要命令巡逻队继续前进，一发炮弹挟着尖厉的呼啸落在队伍的中间。“轰”的一声巨响，五六名战士炸得四散飞迸。 “卧倒”，杨政林吼叫着发出了命令。

　　6辆苏军坦克犹如从地狱里钻出来，出现在杨政林的视野里，它们巨兽般摇晃着抖掉身上的浮土、草棵，成扇形从三面包围上来。三百多名苏军官兵，也从土堆里爬出来，尾随坦克开始冲击。

　　杨政林这才意识到，这是苏军周密计划，蓄谋已久的行动。巡逻队被四面包围，已经没有生还的退路了。此刻，杨政林已抱定必死的决心。抵抗，无异鸡蛋往石头上碰，可即便头破血流，也要溅它一身黄了。

　　望着呐喊冲来的苏军士兵，杨政林对身旁的机枪手狠狠挥动了一下手臂，“打！”

　　机枪手也意识到处境的险恶，紧抱着机枪，将一串串子弹，刮风般扫向扑来的敌人。巡逻队的战士，虽然伏在地上，但无可依托的地物，且被苏军的密集炮火打得抬不起头来，间或用冲锋枪还击一下，子弹打在坦克的甲板上，只是迸发出几粒火星，对敌军根本构不成威胁。

　　此时扬政林的左臂已经被子弹射了个洞，他无暇包扎，不断涌出的血水染红了半边军衣。

　　现在，他知道自己应该先做些什么了。他将报话机从已牺牲的报话员的身上解下来，大声呼叫：“塔城、塔城，我是杨政林，我们在铁里克提东10公里处遭敌伏击，苏军坦克6辆，步兵300余人……”

　　这时，空中传来“嗡嗡”的轰鸣声，杨政林抬头，看到两架直升机，在头顶盘旋两圈，然后向北折去。

　　杨政林报告完敌情，最后沉重他说：“请党相信我们。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粒子弹，决不会出现一个俘虏……”

　　杨政林扔下话筒，用冲锋枪扫倒几个苏军士兵。正想转身射击，这才发现右腿被炸断了，早已失去了知觉，血水浸透了身下的岩石。

　　苏军似乎知道了这一队中国士兵目前处于的孤立无援的境地，马上改变了战术，不再用坦克导引步兵冲击，而是将中国士兵团团围住，用准确的炮火逐个进行打靶式的射击。

　　巡逻队马上陷入了拼杀不能，抵抗无望的境地。

　　空旷的戈壁变成了血腥的屠场。

　　有的中国士兵早已死去，仍然成为苏军射击的目标，尸体上冒着一缕缕中弹后的青烟。

　　中国士兵抱定必死的决心，依然顽强地抵抗着。

　　突然，两颗汽油燃烧弹在中国阵地中间炸裂开来，随着四散喷溅的黑色液油，大火如噬人的野兽张开了血红的嘴巴。

　　火海里，中国士兵在翻滚、扑跌。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伴着血肉被烧焦的腥臭味，在苍茫的戈壁滩上飘散，回旋……。

　　仅存的两名伤兵爬到了杨政林身边。7班长胡宝杨右眼被击穿，务浆糊了一脸。新战士小王第一次参加执勤，连枪都不会使，手里紧握着一颗未开盖的手榴弹，稚气的脸绒上挂着横七竖八的黑红的血污。他的腿、腹、胸先后中了4弹，军衣与皮肉烧结在一起连扔手榴弹的力气都没有了。

　　杨政林悲叹了一一声，回身望了一眼祖国的土地，缓缓旋下小王手中的手榴弹底盖，攥住弦扣。

　　一声巨响过后，阵地上旋即沉静下来。只有滚滚的黑烟，还在升腾、膨胀，远远望去，如一只狰狞可怖的恶鬼。

　　等到中国陆军第八师的一个团携带轻重武器，从60公里外的巴克图据点赶来时，战斗早已结束了。

　　38具尸体弃置一地，有的面目全非，变成了黑炭。方圆几百米的戈壁，仿佛被炽热的开火焚烧过，变得漆黑一片。

　　大漠孤烟，夕阳惨照，天将倾，地欲堕，黄昏血色，血色黄昏。

　　半个月之后，为了弄清事件真相，中央军委调查组来到了乌鲁木齐，先后调查了司令员龙书金、政委王恩茂、副司令员赛福鼎以下近百人。

　　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新光、参谋长南仲周认为，事件发生前，苏军调动频繁，情况异常，这些情况多次向军区司令部值班室汇报过，现有电话记录可以做证，汇报中曾多次要求暂停巡逻，但上级都没有答复。

　　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说：“接到塔城军分区的报告后，我们是慎重研究过的，并且有情况不明暂不巡逻的决定，但上报军区后，一直未接到批复，不得已只好让值勤分队继续巡逻，为了此事，赵副司令员曾亲自打电话找到龙书金，并且吵骂了一通。”

　　新疆军区作战部科长宫为友、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岳耀礼说：塔城上报的情况我们都已知道，作为参谋人员，我们也同意暂停巡逻，但是给领导汇报后，确没人理睬。新疆军区作战部部长孟魁武说：“为此事我曾专门请示过龙书金司令员，司令员让我报告北京外交部，让他们拿意见。由于事关重大，在外交部没有明确答复前，我不敢擅自下令停止巡逻。”

　　关于一个边防哨所是否巡逻的问题，居然要由远隔万里之外的北京外交部负责。这实在有点滑稽，再查北京外交部，外交部答复值班人员已回电，关于边防部队的巡逻间隔，巡逻路线，可由新疆军区自行确定。

　　从北京到新疆，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究竟谁应该为“8·13”事件负责呢？鬼知道？

　　直到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这些纠缠不清的失误才一古脑落到林彪死党龙书金的头上，龙书金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否也暴露了军队内部分工不明，遇事推诿，相互扯皮、缺乏决断的弊端呢？

　　（12）毛泽东又耍了一个“小花招”

　　中南海游泳池，澄澈的水波里，一个宽厚的身躯静止般仰浮在水面上。许久，粗壮的胳膊才高高扬起，缓缓地划动了一下……

　　在水面上仰浮，是毛泽东最喜爱的游泳姿式，也是他思索问题的最佳方式。此刻，他仰浮在水面上，眼睑紧闭，声息全无，似乎静静地睡着了。其实，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脑海里正涌动着滔天巨浪。

　　他思索着：怎样操动手中的舵浆才能将8亿人的航船避开急流险滩，驶进一个安全的港湾。中苏边境，苏军55个步兵师，12个战役火箭师，10个坦克师，4个空军军团，总兵力足有100万虎视眈眈正欲跃马挥刀、卷地杀来。百万大军，这算什么？我有500万大军与之抗衡。就算他的一万辆坦克突破了我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但在纵深预定战场上，他们会发现陷入了灭顶之灾的重重包围之中。到那时，他们食无粮草，住无居所，车无油料，炮无弹药……

　　8亿人民8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苏军的千里补给线，会被我处处掐断，先头冲击的部队会在我铜墙铁壁前碰得头破血流。我们的实战机群，会将苏军的大肚子运输机打得尸骨无存。到那时，不仅这百万大军无法做困兽之斗，我们的铁军还将杀过边界，将战火引向苏联的国土。北京不保，莫斯科也将无存……

　　哼！没有400万军队，他别想打我的主意。而苏军的总兵力只有320万。毛泽东挥动了一下手臂，伴随着躯体的漂移思绪仿佛也转到了另一个光点。

　　核战争，勃列日涅夫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启动核战争的按钮？

　　毛泽东陷入了更深层的思索中。

　　毛泽东当然知道原子弹的厉害。记得十多年前第二次出访莫斯科的时候，他同当时的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发生过一场关于核战争的辩论。针对赫鲁晓夫惊恐核战争的暴发，诺亚方舟将彻底沉没的恐美情绪，毛泽东发表过一个震惊世界的讲话。

　　“原子弹并没有什么也不起，我看它也是纸老虎，……”

　　“决定战争胜利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原子弹也是靠人去掌握的……”

　　“打核战争，肯定要死不少人，既便那样，我们还是能最后赢得战争……”

　　赫鲁晓夫吃惊地半张着嘴巴，凸起的眼珠几乎从眼眶里蹦出来。赫鲁晓夫没有听懂毛泽东的话。以至许多年后，在他的回忆录里，他仍然引用这段话，并且认定毛泽东是“疯子”、“战争狂人……”

　　波兰的哥穆尔卡也曾抱怨地说：“你们中国人多，可我们波兰呢？我们只有5000万人口，叫我们怎么个死法？”他也没有听懂毛泽东的话。

　　但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听懂了，他曾叹息着对白宫办公厅的主任杰里·帕森斯将军说：“原子弹的最大威力是在发射架上，而不是飞出去之后。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吓对他没有用。”

　　毛泽东对自己的许多得意之笔，风趣地称之为“我又耍了一个小花招”。在莫斯科的这番话，算不算花招？没有人研究。

　　此后，毛泽东亲自部署，调集了精兵强将去占领两弹的制高点。

　　1964年，有了爆炸成功的原子弹、运载导弹，不久，又有了氢弹。到这个时候为止，中国已经进行了七次成功的核试验，每次试验的成功，都昭示着中国两弹技术的又一次惊人的飞跃。现在，毛泽东当然不会再谈，准备死多少人的问题了，而是要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近几日，毛泽东又读二十四史，其中《明史，朱升传》中的一段话，始终在他脑海里索回。

　　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四方旱蝗，饥荒严重，又瘟疫流行。是时，元皇朝纲纪不振，政治腐败，内部纷争，天下群雄竟起，遂致大乱，定远（今属安徽省）皇觉寺为乱兵所焚。朱元璋元奈，投至义军郭子兴属下，任亲兵九夫长。后屡次征战、南讨北杀，朱元璋兵多将广，羽翼渐丰。此时元璋急于称王。然隐土朱升剖析天下大势，指出为敌者，东有张士诚，西有徐寿辉、陈友谅，南有陈友定，东南有方国珍，早早称王，只能成众矢之的。现在天下大势未定，群雄逐鹿，不如暂时拥借已称宋帝的韩林儿，修好于各方，集中打击陈友谅。此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朱元璋纳之。此后，灭陈友谅、沉小明王于瓜号江中，障碍即除才于公元1368年正月，即皇帝位。

　　面对一触即发的核战争，毛泽东从明史中又受到偌多启示。为减少伤亡，人口密集的大中城市，应迅速挖掘修建防空工事，当核弹袭来时，人们可躲至地下。

　　打仗最忌两面树敌，美国急于撤出越南，我们该送他一颗定心丸吃吃，明确告诉他们中国无意在亚洲追求霸权，也无意去填补美军撤离后的空白。

　　面对苏联的战争叫嚣，我们不能单纯地组织防御，应该和张爱萍商量一下，可否把即将实施的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再提前一段时间。触一触勃列日涅夫的神经。看他还有没有胆量去动核按钮……

　　毛泽东虽然躺在水面上未动，却已思贯古今，神游八极，将一场大战的全局廓括胸中。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于他有常人无法望其项背的预见性，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言：“如果历史能够倒演，8O%的人会成为伟人。”

　　“主席，总理来了，正在客厅等您。”工作人员打断了毛泽东正在太虚中往来飞梭的思绪。

　　毛泽东手攀扶梯，走上池岸，用毛巾揩干身上的水迹。披上浴袍，走进了客厅。

　　“恩来，坐下说话。”毛泽东气定神闲地说。

　　“主席，四老帅的紧急报告，您看过了吗？” 由于过度的操劳和过重的焦虑，周恩来的声音急促、暗哑。

　　“哦，看过了，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

　　毛泽东淡然一笑：“勃列日涅夫怕不怕？尼克松怕不伯？我不晓得，我想摸摸他们的底哩！”

　　毛泽东今天是语音朗朗、谈笑自若。周恩来心中却如悬巨石，神色忧郁得很。他为毛主席的安全而忧虑。

　　“恩来，你读过《明史》没有？我看朱升是个有贡献的人，他为明太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对了，他有九字国策定江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也有九个字能不能对付核大战？听好，这九字就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周恩来略一思忖，陡然眼眸一亮。

　　毛泽东狡黠地一笑，“有没有剽窃之嫌啊？”

　　周恩来兴奋地道：“不称霸，好！这下美国就该放心了。”

　　毛泽东摇摇头，“只放心不够，人家是老大，哪能袖手旁观，我想让他们下河趟趟浑水哩！”

　　周恩来：“真把美国拖进来，这场戏就有热闹看了。”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沉吟着说：“勃列日涅夫是个软耳朵根子，我怕他管不住那个国防部长哩！”

　　周恩来始终记挂着自己的使命，趁此亮出了底牌。“主席，四老帅都认为国庆节苏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今年的群众集会怎么个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周恩来的潜台词是：搞集会主席就要检阅，要检阅就要登天安门。登天安门国家领导人就要全部亮相。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哦！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毛泽东的脾气，周恩来是知道的，说不过黄河，就不过黄河，天王老子也劝不转。周恩来的浓眉紧紧地锁在了一起。几十万人聚集在广场上，一旦出现情况，怎样疏散，怎样隐蔽，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和其它领导人，怎样才能安全地进入地下通道？周恩来反复抻量警报后的五分钟。如果留有余地，或许只有四分钟、三分钟。

　　周恩来苦思苦求着万全之策。

　　毛泽东笑笑，解意他说：“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不可以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也过完了。”

　　周恩来心头略松，会意地：“放完后，咱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对嘛！这就叫‘兵不厌诈’嘛？”

　　“主席，您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我看不能早，也不能晚，28、29两天就可以。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公元1969年9月28日和29日，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他们马上做出判断：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这是有史以来中国进行的第八次、第九次核试验。

　　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美、苏两国，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中国公布核试验的消息和有关资料。

　　奇怪的是，同前六次试验连篇累犊、热烈庆贺的情形相左，一连几天，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介都悄无声息，对这两次核试验连一条简短的新闻都没有播发，好像这事根本没有发生过。外电对此议论纷纷、猜测颇多。其中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具有广泛的认同性。即：“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10月1日，毛泽东和其它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检阅了游行队伍。当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群众中间席地而坐，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节日的礼花和五彩缤纷的焰火。

　　毛泽东，真乃神人也。

取材自陈志斌、孙晓《冰点下的对峙》（《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