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央特科把斗争重点转向政治领域以后，对上层政界人物联系日渐增多。北洋时代的国会议员，又是杨度知交的胡鄂公，就是其中的一位。胡鄂公是湖北江陵人，同盟会员，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胡鄂公曾任鄂军水陆总指挥，统率武汉水陆师与清军激战。1913年4月胡鄂公当选为第一届湖北籍国会议员。1920年至1921年，胡鄂公与熊得山等联络湖北青年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发行《今日》杂志。其中成员大都被中共北方支部所吸收。

1922年8月，第一届国会复会，胡鄂公回北京任国会议员。在李大钊被捕的前一天，杨度在一私人宴会上得知张作霖的密捕计划，马上告知胡鄂公，但李大钊已经走避不及。李大钊被捕后，胡鄂公、杨度和章士钊曾多方设法营救。胡鄂公在旧官场较久，有诸多社会关系，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后，他经常提供重要情报。1931年初，中央特科准备在北方开展情报工作，决定让胡鄂公赴北方。胡鄂公要求派杨献珍做他的助手。杨献珍和胡鄂公本不认识。这年一月，杨献珍刚从开封回到上海。中共中央让他略事休息，等待重新分配工作。杨献珍在上海化名杨仲仁，住在他的同学王开化家中。胡鄂公与王家对门，两家常有来往，由此与杨献珍相识，知道他不仅博学多识，有相当丰富的社会经验，而且为人正派。胡鄂公的要求得到中央的批准。

四月中旬，胡鄂公和杨献珍乘船从上海去天津。出发前，中央已获悉顺直省委（即河北省委，含北平）在天津遭受严重破坏，安子文、周仲英和陈原道、刘亚雄等被捕。中央特科交给胡鄂公和杨献珍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尽一切可能营救天津被捕的同志出狱。到达天津后，杨献珍住日租界大同公寓，胡鄂公另住一处，凡要见胡鄂公的，都要先由杨献珍接待。这时，新的顺直省委在北平成立。省委书记殷鉴得知他们到达天津，立即委派人赶来协助。曾经当过天津市商品检验局局长的刘少白先生，也从北平赶到天津，正为营救女儿刘亚雄（省委秘书长）、女婿陈原道（省委组织部长）奔走。经多方活动，天津法院开口：花四五千块大洋，就可以把陈原道这批人释放出来。刘少白把这消息告诉了胡鄂公。

胡鄂公听说营救有望，赶忙返回上海向中央特科报告。正在这期间，由于顾顺章被捕叛变，陈赓、王根英夫妇和陈养山离开上海，转移到天津去找杨献珍了。7月10日前后，杨献珍从《大公报》上看到了一则消息：昨晚在“汀州会馆”破获共产党机关……。杨献珍心中不免一惊：顺直省委书记殷鉴派来的赖德，不就住在“汀州会馆”？而且他来过大同公寓。杨献珍当机立断，马上搬家转移。

胡鄂公从上海回天津后找到杨献珍，说中央已经同意用钱赎买被捕的陈原道等同志，而且已将钱带来了。陈赓闻讯，通过杨献珍约胡鄂公在天津中原公司（今百货大楼）屋顶游艺场会面。两人接连几次谈了关于营救被捕同志的问题，因怕失掉机会，胡鄂公要杨献珍去趟北平。7月22日，杨献珍乘火车到北平。他离开天津时，胡鄂公将五份早就写好的《开展北方政治情报工作大纲》的小纸条交给他，并开了张克侠、何基沣、刘少白等北平的五个关系让他去接头。

杨献珍带上五份秘密“大纲”，按照开好的地址、联系暗号，挨个去接头。在见到四个关系人后，便朝刘少白家走去。当他推门而入，即被宪兵堵在屋里。杨献珍偷偷地将“大纲”吞进肚里。此后杨献珍的战斗生涯进入了一个巨大的转折。直到1936年9月，在党的营救下，他才走出监狱。杨献珍被捕的信息传到天津，胡鄂公、陈赓跟刘少白联系不上，营救工作就此停顿下来。这段时间陈赓通过胡鄂公的关系，在天津中原公司大楼屋顶上的娱乐场，接待了北洋军阀时代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参议院议长陈伯廉等许多政治显要。胡鄂公从天津回上海后，继续做上层政治情报工作，特别同冯玉祥保持密切联系。冯玉祥用米汤写的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信，就是胡鄂公从山东泰山带到上海送交中共临时中央的。1934年胡鄂公被捕，投靠了国民党的孔祥熙，1951年冬患心脏病在台湾去世。

开明绅士刘少白

1948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中曾说：“晋绥边区的刘少白、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等人，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困难时期内，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刘少白也是中央特科联系的一位政界人士，他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原系清末贡生，民国初年当上了山西省议员，因追求进步，后来成了中共党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中共山西省委负责人王瀛躲避特务的追捕，闯进刘少白家。刘不畏风险，将王瀛藏起来。翌晨又亲自将王瀛送往火车站，使他安全脱险。刘少白还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一批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1931年1月，他的女儿刘亚雄调到天津的中共顺直省委工作，联络点即设在北平刘少白公馆。同年四月刘亚雄等人被捕，中央特科指示刘少白的公馆继续作为省委联络点，并希望他利用上层关系设法营救。刘少白先后找了傅作义和天津市公安局长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并筹集银洋，配合陈赓、胡鄂公行动。不料突生意外，迁到北平的新省委秘书长郭亚先七月初被捕叛变，供出了省委书记殷鉴和刘少白的关系，“刘公馆”因此受到搜查。刘少白是在国民饭店得知这一消息的，那天他正等候杨献珍和陈赓的到来，从清早一直等到十点多仍不见他们的影子，估计他们遇到了麻烦，于是逃到大连避难。

当时大连已被日本军队占领。他虽深居简出，还是引起了日本密探的注意。刘少白遂又转往青岛，在青岛街头忽然看到在大连跟踪过他的日本密探。几经周折，他去了山西大同，到同乡好友白云轩家里隐藏起来。他在大同住了三年，1934年傅作义当上绥远省政府主席，刘少白便做了“绥远省乡村教育工作训练所”政治主任。从1934到1936年间，共产党派到绥远工作的同志，大都得到他的帮助。他从傅作义那里得知蒋介石密令逮捕刘澜涛的信息，便及时通知刘澜涛逃走。以后他又积极帮助党组织营救关在归绥（现呼和浩特）“第一模范监狱”的王若飞。1937年4月王若飞出狱，已辞去绥远工作的刘少白回太原后，常去王若飞家里做客长谈。“七七”事变后，刘少白郑重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的要求。1937年8月初，由王若飞和安子文介绍，刘少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秘密党员，从此仍以开明绅士身份为中央特科作情报工作。1946年5月，刘少白第三次赴延安时，毛泽东曾向他说明土地改革的意义及党的政策。刘少白回到晋绥边区后，和他弟弟刘象坤一起将家中土地献出。

向新闻界发展

中央特科向新闻界的发展也取得了成功。30年代初期，国内竞办新闻通讯社之风正兴盛起来。这时主持中央特科情报工作的陈赓，让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打进新闻机构，争取一批新闻界人士，成为党的耳目。为了将秘密情报和公开情报结合起来，中央特科还在南京创办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在天津创办长城通讯社，在上海办“无线电广播新闻”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陈养山，他到情报科后，即以《申报》记者身份为掩护进行活动，多次组织新闻通讯社，获得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不少情报。别名“大块头”的“刘大汉”（欧阳新），也常以新闻记者身份活动。

当时盘踞上海租界的帝国主义常想拉拢新闻记者给他们做宣传。“刘大汉”在大革命时期曾在武汉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处当翻译，又到苏联军事学校学过炮兵，外语很好。他利用对方的企图，以记者身份同他们打交道，获得了一些有关英、日政治动向和外商活动的情报。他还以记者名义接近国民党的军事机关及来往于上海、南京的军政官员，并同一些人交“朋友”，得到了不少国民党的军事、政治情报。这时，有个广东人办的南华通讯社，由于资金短缺，人手不够，除了设在广州的总社，只在南京有个分社（实际上两处都只有两三个人）。得知这个情况后，陈养山就带人去同这家通讯社的老板联系，由特科资助，替他出人，挂招牌，很快办起“南华通讯社上海分社”，还在汉口设立分社。特科利用这个通讯社进行活动，得到不少很有价值的情报。

1935年的9月，陈养山化名陈仲英，带着陈克寒，从上海到重庆，和先在那里的陈昌一起开展情报工作。正当他们考虑如何在四川打开局面时，听说四川实力派人物刘航琛创办的“新四川通讯社”，因为无利可图，正准备停办。于是他们抓紧时机，以优先转发他们的新闻稿为条件，最终使得刘航琛无偿地将通讯社交给他们接办。后来他们又以提供一些情报为条件，同蒋介石的重庆行辕政训处挂钩，解决了经费问题。于是这个通讯社以陈昌为社长，陈养山为总编辑，陈克寒为记者，开始活动。陈克寒原是上海《大美晚报》的记者，他主动与上海各报社、通讯社取得联系，从上海弄来一些特稿专电。而陈养山为扩大这家通讯社的影响，努力团结当地报界一些进步人士，使新四川通讯社很快成为重庆新闻界引人注目的新秀。

经过数月的努力，新四川通讯社获得了大量秘密和公开，非法和合法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重要情报，以及各种社会情报。由于这些情报主要来自国民党军政首脑机关，所以既机密，又准确及时，取得了显著成效。办通讯社的经费发生困难时，陈养山便将自己所有值点钱的东西全都卖掉，用作社里的活动经费。结果他自己的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有时一天就吃一个烧饼度日，生活过得非常艰苦。1936年7月，陈养山和陈克寒从重庆去上海汇报工作，正逢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来接关系。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后，组织上决定将他们两人一起调回陕北。陈养山于10月间到达西安，党组织决定将他留在那里，主要参与联络西北军的工作。他仍以记者身份作掩护，帮助吴奚如在西安办《文化周报》。这是由张学良出资创办，指导抗日救亡运动的刊物。不久西安事变发生，陈养山除了解社会反应外，还奉命负责筹办西安红中通讯社。

红中通讯社是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报请毛泽东同意组建起来的，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李一氓领导。其调集的工作人员除陈养山，还有陈克寒和布鲁（陈泊）。博古抵达西安后，曾到红中社工作人员住地同大家谈话。西安红中通讯社，属新华社前身红中社西安分社性质，李一氓在回忆录里曾说到有关情况：“西安办事处每天把延安的电讯收下来，转交给我们，我们就把它编起来，油印成通讯稿，向西安的党、政、军和新闻机构发送。”它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赵坚摘编）

摘自《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穆欣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

文汇报2002/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