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和戴笠(右) 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的是特务、军队和财政。三者之中，又以特务为先。财政方面，他还能轮流交给宋子文、孔祥熙帮他掌管；军队，他也能给何应钦、陈诚、胡宗南、汤恩伯“四大金刚”很大的权力。在特务方面，惟有他一人掌握，把戴笠控制得极严，但蒋、戴之间合作也相当默契。
西安冒死救主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及数十名国民党要员，以此逼蒋抗日。
消息传到南京，何应钦等人主张武力解决，但宋美龄等老蒋的亲属们，担心蒋的生命安全，希望和平解决。戴笠也感恐惧和担忧。特务处是老蒋个人的御用工具，他戴笠死心效忠地也只有老蒋一人。万一蒋有个三长两短，他的前途事业都将毁于一旦。当他听到何应钦决定派飞机前往西安轰炸后，更吓得魂不附体。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劝宋美龄、宋子文赴西安，和平解决事变，并要求同往。宋美龄不想让戴去，她知道，许多人都对戴恨之入骨，他去事情反而会不好办。但宋子文认为，戴与张私交不错，可能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戴笠则泪眼汪汪地恳求宋美龄：“夫人请让我同去吧！领袖有难我戴某怎能苟且偷安？”宋美龄被他的一片赤诚所感动，默默地点了点头。
他清楚，这次西安之行，将是决定前途命运的关键一举。尽管事变之前，他已向蒋汇报过东北军的动向，但作为负责老蒋安全的特务处长，未能设法防患于未然，以致使老蒋蒙难，他有无法推卸的责任。西安之行有生命危险，而坐在南京将失去以往的地位、权力、事业，与死无异，他决定孤注一掷。
戴笠一到西安，就被张抓起来，关在地下室里。张此举是为了保护戴笠，怕部下伤害他。在地下室里，戴对张说：“汉卿，你若不赶快把委员长安全送回南京，势必酿成大祸。亲日派的人都蠢蠢欲动，想置委员长于死地，好让汪兆铭来接替委员长。那时，还有你我立足之地吗？何应钦已集结了军队。汉卿，下决心吧！只要委员长平安返京，我保证你也会平安无事。”戴笠还不知道，中共代表周恩来已与张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协议。不久，蒋同意抗日，张学良亲自把老蒋送到了南京。
飞机场，蒋一见到戴笠，便破口大骂，“你给我滚！你这时来干什么。”但老蒋回南京后，得知他平时信任的复兴社头子贺衷寒、邓文仪等，竟拥护何应钦这个别有用心的家伙以武力解决西安问题，气得拍着桌子大骂：“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并扬言要取消复兴社。对戴笠在这段时间内忠心耿耿的表现，表示赞赏。西安之行，为戴笠日后独掌军统大权，奠定了重要基础。
戴笠下跪 1938年夏，汉口法租界巴黎街8号戴公馆。译电室的老王匆匆忙忙地跑进起居室，急着说：“戴先生，出事了，你看！”说着，他把手中的一份电报递给了戴。戴看过电报，脸色顿时铁青，马上坐到办公室去，提笔给蒋介石写呈文。电报是特务处福建省站长严灵峰打来的：“张超已被福建省主席陈仪下令逮捕。”
张超是戴笠的心腹，公开的职务是福建保安处的科长，自恃戴笠权势，也为了讨好戴笠，妄想称霸福建，发展特务武装，不把陈仪放在眼里，对福建省政府的工作，经常唱对台戏。由此引起陈不满，戴笠也不愿意与陈仪搞得太僵，决定让张赴沪，担任敌占区的行动队长。
张超接到调令，认为自己反正要走了，何不在临走前报复一下陈仪。于是派人到处贴传单，以陈仪与日本人关系密切，有汉奸之嫌为由，提出“打倒汉奸陈仪”、“把陈仪赶出福建”、“闽人治闽”等口号，还说陈仪的老婆古月芳是日本佬。这就逼得陈仪忍无可忍，命令保安处长逮捕张超。
戴笠认为，若不赶快把张超救出来，陈仪决不会轻饶他。如果张超被处决，受损害的将不仅是他一人，而是整个特务处。戴笠想自己若是连手下的得力干将都庇护不了，以后谁还能愿意为自己卖命。因此，他冒着酷暑，赶紧去找蒋。
按照惯例，戴笠遇到紧急公务，都通过宋美龄向蒋呈送。宋美龄自“西安事变”后，对戴笠很有好感，将其视作蒋手下难得的忠实干将，对戴的态度也就显得格外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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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飞船航天员着舱外航天服在水槽进行模拟失重训练和出舱活动任务训练。新华社秦宪安图 选拔人员将小伙子们带到北京通县，坐上安—2飞机进行前庭功能的晕机检查，让他们坐上改装的失重飞机模拟太空中的失重飞行。忽上忽下的抛物线飞行，飞机又是盘旋又是翻滚，被选拔人员不仅体会了失重，还要经受在起飞下降时的超重。在几分钟的时间里一会轻飘飘，一会千钧压身，鼻塞，黏膜充血，眼睛产生黑视，耳鸣脑胀，其中的滋味，喻成“翻天覆地”。被选拔飞行员并不开飞机，是由优秀的试飞员操纵飞机，他们只是坐在后座。即使是这些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经受过多次特技飞行，有的照样会在这样的超失重中交替进行的飞行中败下阵来，吐个七荤八素，面色苍白。
到所有项目检查完，空军总医院那座神秘的小楼里就剩下33个人了。
这33个人也不是最后人选，他们还要经过众多评委参加的优中选优的最后一关定选。
从1971年1月到5月，评审组最终选定20名预备航天员人选。从33名到20名，专家们是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反复斟酌，综合评定出来的。
在入选的20名人员中，有几位是曾经打下敌机荣立战功的空军英雄。
空军战斗英雄入选航天员不仅是他们自己的光荣，更是航天员选拔史上的光荣，可谓是时势造英雄。
方国俊也是一位战斗英雄，曾参加过两次打下敌机的战斗。如今，作为一名空军将领，方国俊已退休。年过70的他，至今仍然保持着当年参加选拔时的身材，1.77米，78公斤，肚子上十几个红斑块是当年做离心机超重实验留下的纪念。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后，老人从新闻中知道了这个消息感慨不已，他提笔为中国第一位飞向太空的航天员杨利伟写了一封信。
“尊贵的首位飞行成功的航天员同志：
我叫方国俊，退休前是某军区空军少将参谋长。我以万分激动的心情，祝贺您为中华民族飞上太空填补了空白，您是伟大的功臣！
我曾经是从空军一千多名飞行员中挑选出来的航天员之一。正当我们加紧准备的时候，因为历史的原因，没有实现飞向太空的梦想。而您终于圆了中国人千年的飞天梦，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特向您表示祝贺，您是全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1971年4月，中央军委在一次会议上研究航天员的训练问题时，认为航天员训练，不是个简单问题，空军有丰富的飞行训练经验，会议决定，航天员训练还是由空军负责，中央批准了这一方案。
1971年5月12日，空军以绝密电报，紧急命令：空军某师师长薛伦，空军某师副师长李振军，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所长郭儒茂、空军第13航校副校长刘树志，空军某师团参谋长徐培根，北京军区军训处飞行技术检查员李瑞祥，空军某军训练处参谋邹永利7名干部，务必于5月14日到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空军招待所报到。
5月15日，由空军司令部和空军政治部领导召集迅速赶来的7人开了个会。宣布成立“宇航员训练筹备组”。
会议要求他们立即着手筹备宇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