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大将
打那以后，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粟裕的军衔问题常常成为大家议论的焦点。许多同志认为，粟裕战功很大，评大将低了，应该授元帅。不光是党内、军内，连党外高层民主人士邵力子、黄炎培等人也持这种认识。不少中青年也认为，粟裕战功很大，应该评元帅。也有人说没有评上元帅，他不满意，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他哭了。吴东峰同志是其中的一个。他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了《开国大将》一文，总起来说，主导思想是宣传粟裕的，但有一个问题说错了，文云：毛泽东有“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评衔时”之说，即谓粟裕也。如此地张冠李戴，加到粟裕头上来，那就是错了，那就是冤枉他了。
国防大学党史专家姚旭同志跟我谈到这件事时，很气愤，要我写一篇文章，说明真相。我知道这件事情后，心中很不平静，认为有必要将粟裕对评衔问题的态度向大家讲清楚。
这里还要为徐玉田同志说清楚一个问题。在解放战争期间，徐玉田同志是粟裕的机要秘书，吴东峰同志说徐玉田写过文章，说“华东战场上，陈毅虽为司令，战役指挥多为粟裕将军包揽也。”我查阅过徐玉田同志的文章，发现他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现在回到正题上来。粟裕授衔的真相究竟如何？作为当时在他身边工作的我来说，有必要将我了解的情况作简要介绍。
我知道，资历、威望、战功，是当时授衔的主要依据。中央政治局考虑元帅、大将军衔，中央军委考虑上将至少将军衔，考虑好以后报到中央去批。实行军衔制前，粟裕是大军区级，比正兵团高两级。他的军衔当然要由中央政治局来考虑。关于上将至少将的授衔问题，军委确定了一个原则：正兵团，原则上评上将，个别的可评中将或大将；副兵团，原则上评中将，有少数可评上将，个别的评少将；准兵团，有的可评中将，有的可评少将，极个别的可评上将；正军级到准军级，原则上评少将，有少数可评中将，也有少数可评大校；正师级，原则上评大校，老红军、有战功的，个别的也可评少将。
大家知道，粟裕是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是中国军事舞台上一位了不起的伟人。他演出了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叱咤风云、气吞山河的活剧，指挥和参与指挥了七战七捷、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沙土集、豫东、济南、淮海、渡江和上海等许多重大战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赞不绝口
1951年12月7日，粟裕送给作者的照片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大家想法一样，是要给粟裕授元帅的。据毛泽东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说：“中央在中南海颐年堂讨论解放军高级将领军衔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参加了会议。在讨论到粟裕军衔问题时，毛泽东不仅要给粟裕授元帅衔，而且以对比的方式给了粟裕极高的评价。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啊？”周恩来说：“可是粟裕已经请求辞帅呢！”毛泽东又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不要了，现在为肩上一颗星，硬要争一争、闹一闹，有什么意思？”朱德笑笑说：“肩上少一颗豆，脸上无光嘛！同一时间当兵，谁也没有少打仗，回到家中老婆也要说哩！”刘少奇说：“要作思想工作，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这时候决不可放松。”毛泽东还说：“难得粟裕！竟三次辞让，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辞了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嘛！”周恩来也说：“粟裕二让司令一让元帅，人才难得，大将还是要当的。”毛泽东补充说：“而且是第一大将。我们先这样定下来，十大将十元帅。”（见《历史的真言》，邸延生著，2000年7月新华出版社出版）
为了进一步搞清楚李银桥讲的这段话，2002年11月8日，我陪同《共和国大将粟裕》文献电视剧剧组总编导石征先同志访问了李银桥同志，他和我们又谈了毛泽东当时要给粟裕授元帅的一些情况。
陈毅去世后，按照周恩来与几位老帅商议的意见，治丧程序与只是上将和副总参谋长、比陈毅的元帅军衔和军委副主席均低两级的李天佑相同，规格略高。建议参加追悼会的有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郭沫若等。叶剑英致悼词。周恩来注明：因天气太冷，江青、宋庆龄不参加。但江青表示可以参加。由于中央还没有对“二月逆流”正式平反，悼词如何写？无人愿意表态。1月8日，周恩来审查修改陈毅悼词稿，仍谨慎地增加了陈毅“有功亦有过，但功大于过”的一段文字。毛泽东删去了周恩来补写的这段文字，批示：“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1月10日中午，毛泽东突然临时改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定的较低追悼会规格，只在睡衣外罩着大衣就冒着严寒亲自出席了北京八宝山陈毅追悼会。临时接到参加许可的宋庆龄和一批民主人士及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等也赶来参加。追悼会改由周恩来致悼词。
与两个月后的3月26日逝世的谢富治相比，已经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毅之死虽然没有获得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等地降半旗的礼节，却得到了更重要的毛泽东亲自出席追悼会的殊荣——从1950年任弼时逝世后，毛泽东出席的追悼会唯有这一次。这是一个重要信号，表明了毛对他昔年战友的重新认可。他对张茜流着泪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立了功劳的。”“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在八宝山这次谈话里，毛泽东还当众提到了邓小平，把邓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相提并论，说邓小平和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信号。在场的周恩来立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这个评价传播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
从1969年被“战备疏散”到江西，邓小平一直很谨慎地潜居乡下。和同时被打倒的刘少奇不同，他通过汪东兴实际上和毛泽东保持着间接的联系。这种状况当然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安排的，他在那里埋下了一个可以起用制约林彪的棋子。在1971年9月南巡途中，毛泽东在严厉批评林彪的同时，又看似无意地对在座的军区司令员们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而邓小平也很“懂事”地注意不卷入政治旋涡。1970年9月13日，他在江西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请汪东兴转交。在信中，除了对刚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做例行的表态外，邓小平特别强调自己“除住宅和去工厂外，未出院半步。每天上工厂，有干部黄同志跟同。……我们对外没有别的来往，只同几个小孩通信。”1971年11月6日，邓小平获准第一次听传达中央文件，就是关于林彪出逃一事。两天后，他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对林彪“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表示“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他借此机会，再次申明在江西“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在多事之秋，这种“守规矩”的表态是邓小平争取复出的最好方式。他最后写道：“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这封信也是林彪事件后正在孤寂中的毛泽东很愿意看到的，虽然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在林彪事件后一再表示拥护毛泽东，但他仍然怀疑究竟哪些人还与林彪有暗中的联系，或是准备利用这一事件向他发难，他需要一个彻底与这一事件毫无关系的人。因此，邓小平的信很快得到了良性反应。毛泽东质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指示：“他的事还要汪东兴管。”并且把邓小平来信批印中央政治局。往来的鸿雁传情，终于在第二年有了结果。
1972年8月1日，邓小平听了第四次传达林彪事件的报告后，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揭发批判林彪的来信做出批示，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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