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不断地策划针对周恩来总理的暗杀活动，其中有早已臭名昭著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爆炸案。除此之外，另一起最秘密的巴黎刺杀行动被封存于参与者的小圈子里近30年之久，直到1999年3月才被知情的美国记者抖落出来，使令人惊骇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紧急会议
    
    1971年8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台北蒋经国府邸内的“总统”办公室一灯独亮。蒋经国面前放着一叠来自驻联合国人员的紧急报告和高级特工的秘密电文。所有这些文电的中心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已朝不保夕，中国总理周恩来将在下月出访欧洲，以寻求欧洲诸国支持驱逐台湾驻联合国代表，以中国大陆政权取代其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蒋经国清楚，一旦周恩来出访巴黎成行，以他游刃有余的外交技巧，等待台湾的将是更加孤立的处境。此刻，面临困境的他杀心陡起，于是他迅速拨通了有关首脑的电话。
    
    10分钟后，三个人相继赶来。他们知道“总统”深夜召唤必有要事，于是全都眼巴巴盯着蒋经国，等候指示。
    
    “你们知道，中共总理周恩来要出访巴黎，此行意在离间我之盟国，进而把我赶出联合国。因此，决不能使周此行得逞。这直接关系到我之政治安危，你们安全局要有考虑。”
    
    三个人相互对视一下，心中会意：“我们立即准备方案，报请常委会批示。”
    
    蒋经国一摆手：“不必了！时间紧迫，立即行动吧。我想直接知道有关事宜。”这无疑等于告诉他们“总统”要直接领导此次行动，由此可见这次行动的分量和意义。　三人告别蒋经国匆匆密谋暗杀计划去了。
    
    意大利刺客
    
    意大利名城米兰，和平繁荣的景象之下，藏匿着一个穷凶极恶的新法西斯团体。该组织的经费来源短缺，于是把目光投向了罪恶的毒品交易。它派出一些成员前往东南亚毒品“金三角”去发展交易，在这里结识了同样在从事毒品交易的台湾“国家安全局”成员。一开始双方发生了摩擦，当然初来乍到的法西斯成员斗不过在此经营多年的台湾特务。最后双方妥协，意大利法西斯团体看中了台湾“国家安全局”的腰包，而台湾特务也想乘机拉拢结交这股黑势力以为己用。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从50年代起这个法西斯团体一直领取国民党的津贴与资助。这次在欧洲搞暗杀行动，台湾“安全局”头目想到了有地利和肤色之便的法西斯分子，而且这样行刺后，又可便于推脱嫌疑。经过秘密联络和讨价还价，双方达成协议。由台湾方面提供一切情报和武器，由法西斯团体派出一个经验丰富的主要杀手和一个副手，事成之后，台湾付给法西斯团体数百万美元的报酬。这一切都直接报告蒋经国并征得了他的同意。携带炸弹的狗贵夫人是巴黎的宠物，各种各样名贵的狗又是贵夫人的宠物，所以狗也成了巴黎的“高贵市民”。在灯红酒绿的街头，怀抱一只毛茸茸、卷尾巴、憨态可掬的纯种小狗，或是手牵一只样子雄健机灵的猎狗是任谁都不会发生怀疑的现象。熟谙刺杀之道的法西斯杀手选择了在狗身上打主意的巧妙方式。于是他向台湾方面建议买一只巴黎常见的名贵纯种狗交给他。这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了，台湾特务很快按他的要求付给了经费。
    
    法西斯刺客老练地选中了一条样子可爱的德国纯种黑贝猎犬。这种猎犬聪明伶俐，便于训练。于是他们开始秘密地训狗。首先是选了一名相貌酷似周恩来的台湾特务经常喂给黑贝好吃的东西。久而久之，黑贝一看到这名台湾特务就跑过去亲昵地用头蹭他的腿，而且不等到好吃的就赖着不走。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狗在周恩来身边有充分的停留时间。10天过去后，第一步训练完成了；下一步是给狗颈下戴上一个坠有铃铛的项圈。这个项圈做得分量较重，目的是能将项圈与铃铛里装填足够多的高爆烈性炸药。经过5天的训练，黑贝很乐意地带上了项圈；第三步训练就是把狗带到巴黎机场上去，训练狗一见到那名“假周恩来”就亲昵地扑上去。为此，他们还专门让“假周恩来”多次乘飞机下来，而每一次黑贝都去迎接，跑过去吃“假周恩来”带给它的佳肴。这样，用于送炸弹的狗训练成功了；最后一步就是制造一枚先进适当的炸弹。这枚炸弹既要不致太重使狗挂不住，又要保证有足够的威力能炸死目标。经过反复试验，一枚特制的项圈状遥控炸弹制成了。它重约１公斤，内装当时最先进的高爆烈性炸药，爆炸后的威力足可摧毁方圆2米内的三级耐毁目标（人、动物等）。于是这枚漂亮的“项圈”就时刻套在了狗的脖子上。一切准备就绪后，法西斯刺客向台湾方面报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据说在建文三年(1401年)，义满就在博多一位名叫肥富的商人的劝说下，派遣该商人和自己的亲信僧人祖阿为使者，携带国书和贡品，入明进行过朝贡。永乐元年(1403年)，义满又遣天龙寺僧人坚中圭密为使入明朝贡。与此同时，明成祖亦命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僧录司右阐教道成出使日本。于是赵居任等人就偕同坚中圭密一起到日本，赐予义满龟钮金印及勘合百道，从此两国重新恢复了朝贡贸易关系。明成祖所赐的勘合，为一种朝贡贸易凭证。它始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太祖为防止假冒使者入贡，则命礼部颁发勘合文册，赐给暹罗、占城、真腊诸国，规定凡至中国使者，必验勘合相同，否则以假冒逮之。据《明会典》记载，当时获得勘合的有暹罗、日本、占城、爪哇、满刺加、真腊、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柯支、勃泥、锡兰山、古里、苏门答腊、古麻刺等15国。

    由赵居任带去日本颁赐的勘合百道，系由日字号勘合100道和本字号勘合100道，以及日字号勘合底簿2册和本字号勘合底簿2册组成。日字号勘合100道、日字号与本字号勘合底簿各一册存于明朝礼部；本字号底簿一册置于福建布政司。而本字号勘合100道、日字号勘合底簿一册则送至日本。由日本人明朝贡的船只，每船需带勘合一道，与福建布政司存放的底簿核对无误后，始护送至京，再与置于礼部的底簿核对。由明朝派往日本的船只，亦需带礼部的日字号勘合，与日本的日字号底簿核对无误后，才准予入口贸易。

    每逢朝廷改元时，即将新勘合和底簿送到日本，把未用完的旧勘合和底簿收回。据说终明之世，共颁赐给日本的勘合有永乐、宣德、景泰、成化、弘治、正德6种。其实，明成祖之所以恢复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目的也是要求他们协助捕捉扰边的倭寇。在这方面义满做得比较好，他于永乐三年(1405年)十一月，派遣使者源通贤等入贡时，并献所俘获的扰边倭寇，受到明成祖的嘉奖。

    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因义满遵明成祖的要求，捕捉来劫掠居民的对马、壹岐等岛的倭寇，并献所获的倭寇魁首，尽歼其党类。故明成祖派使者赍玺书褒谕义满，赐白金千两等物品，并海舟两艘，还封其国之山曰“寿安镇国之山”，亲制御文立碑其地。永乐五年(1407)五月，义满派遣僧人坚中圭密等来朝贡时，又献所获倭寇等，明成祖赐敕褒谕其“忠贤明信，恭敬朝廷，殄灭凶渠，俾海滨之人咸底安靖。”

    然而，明朝为抑制倭寇骚扰而对日本实行的羁縻政策，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因每次朝贡都伴随着进行一次大宗的贸易，且不说对其贡物以高于几倍的价值予以赏赐，即使是贡使进京，沿途往返的车、船、食宿均由官府供给，那也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据《日本一鉴》记载:“入朝者沿途往还，给支廪粮之外，每人肉半觔，酒半瓶……若至会同馆，该光禄寺支送常例，下程每人日肉半幼、酒半瓶、米一升、蔬菜厨料；若奉钦赐下程，五日一送，每十人羊、鹅、鸡各一只，酒二十六瓶、米五斗、面十二觔八两，果子一斗，烧饼二十个、糖饼二十个，蔬菜厨料。”

    日本贡使在《允澎入唐记》中也记载:当他们在宁波将解缆启程回国时，还由“市舶司给海上三十日大米，人各六斗。”当时允澎一行人贡人员多达千余名，供给的粮食总量估计应在六百石以上。鉴于这种种原因，故明朝对日本的朝贡不得不实行各种限制，如永乐二年(1404年)规定其十年一贡，船限两艘，人限二百，违例则以寇论。宣德元年(1426年)因入贡的人、船均超过限数，运来的刀亦太多，因此重新规定贡船不过3艘，人数不过三百，刀不过三千，不许违禁。[26]但实际却很难执行，如宣德八年(1433 年)入贡的日本船5艘，刀3052把；正统七年(1442年)，入贡船9艘，人数达千余。景泰四年(1453年)入贡的船9艘，刀9900把。至于入贡人数，据上述《允澎入唐记》所载，也多达千余名。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大概是日明双方对朝贡贸易的理解不一样。

    对于明朝来说，实行朝贡贸易是对海外国家的一种“羁縻”手段，目的是消除“衅隙”，抑制扰边事件的发生；而日本却将之看作是一种营利之机，甚至成为他们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如日本学者臼井信义在《足利义满》一书中写道:“义满鼎盛期的北山时代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实际就是和明王朝的贸易。”

    因此，双方在政治目的与商业利益上就形成了矛盾。日方每次派来朝贡的人员，一般是正使、副使各一人，居座、土官、通事各数人，其他还有船员、水手以及搭乘的随从商人等等。在朝贡贸易实行初期，由于朝贡船是由幕府、大名、寺社等自己经营，故随从的商人数量还比较少。但到了后来，朝贡船全部承包给了博多和堺港的商人，因此随从的商人数量便大大地增多，商人已从搭乘转变成为朝贡贸易的主体。他们不仅想通过朝贡贸易来赢取厚利，而且把某种资金的筹集也都寄托在这上面。

    如正统十二年(1447年)，日本京都天龙寺遭受火灾后正兴工重建，为筹集营建费，在景泰四年(1453年)入贡的9艘船中，最重要的3艘:1号、3号和9号船都是由天龙寺派遣。由此可见，日本派出的朝贡船是由商人承包，他们入明朝贡纯粹是为了营利，故其船数、人数及货物量不断增多是在情理之中。而明朝却将他们当成贡使看待，给予与普通商人不同的礼遇，分别由地方和中央政府出面接待，因此来的日本贡船过多，过于频繁，都将造成重大的负担。

    于是，明朝不得不一再重申各种限制，如嘉靖六年(1527年)强调:“凡贡非期，及人过百，船过三，多挟兵器，皆阻回。”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再度强调:“日本贡船，每船水夫七十名，三艘共计水夫二百一十名，正副使二员，居坐六员，土官五员，从僧七员，从商不过六十人。”这里反映出来的是明朝官方与日本私商在朝贡贸易中的矛盾。由于明朝对日本的朝贡贸易限制比较严，不仅船数少，而且贡期长，远远满足不了日本方面的要求，故各大名、寺社经常为取得勘合，派船入明朝贡而剧烈地竞争着。这种竞争到后来终于发展成在宁波的拼杀事件——“争贡之役”。

    据日本史籍记载，正德八年(1513年)日本人明朝贡使者桂悟一行返国时，明朝曾颁发给正德新勘合，交他们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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