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美国信号情报局为了了解莫斯科是否与德国人做背后交易，开始研究苏联密码，这一绝密行动的代号为“维农纳”。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内务部与其驻美情报站之间的联系方式有三种。绝大部分资料通过外交邮袋或普通邮件寄出，而时间要求紧迫的内容便通过室内短波无线电、商业无线电和国际商业有线电报发出。
三种联络方式各有千秋，均不能达到绝对安全。如外交邮袋会被偷拆，普通信件会遭到邮政检查，而电报则会被抄录。
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美国信号情报机构对进出美国的电报内容都进行抄录，苏联内务部与驻美情报站之间的电报也在抄录之列。透过大量的电文，美国信号情报人员逐步对内务部的密码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苏联的密码体系十分复杂，所有的密电都经过双重加密。根据这种加密体系，电文在初次加密后，要利用一次性密钥进行二次加密，以确保万无一失。
所谓一次性密码，也称为一次一密或一次一密乱码本。它并非指某部密码，而是指这样一类东西，它的密钥和明文一样长，加密多长的明文，就使用多长的密钥。它压根就没有什么算法或者数学结构，从数学上完全不可破解。它也不需要什么密码机，只要一本小小的密码本就可以了。至于这本密码本，可能是保密性极高的袖珍密电本（可能采用化学隐写方法保密），也可能采用公开发行的书籍的某一页开始的若干段落或者字、词。
一次一密的发明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军信号情报机构负责人约瑟夫·莫博涅少校。1918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的时候，他引进了随机密钥的概念。他使用的密钥，不是由一些有意义的单词组成，而是一个随机的字母序列。
一次一密的使用是比较烦琐的。收发双方必须拥有一种可以一页一页撕开的本子，每一页上完全随机地印着几栏由四位数组成的乱数。发报者在电报的第一组数码中指示电报的乱数应该由哪一页、哪一栏、哪一行开始。例如，1348这个数字，它可能是指密码本的第13页第4栏第8行。用过后，本子上的那一整页立即撕下毁掉，从而确保它的安全。即便是对手想办法弄到了密码簿，甚至从叛变的密码员那里了解到电码加密的过程，仍无办法破译。加密和解密的过程完全依赖于随机模式产生的密钥，这是不可复制的。我们从破译“埃尼格码”知道，重复才是导致密码破译的真正原因。
从理论上说，“一次一密乱码本”是难以破译的。因此，它受到谍报机构尤其是苏联谍报机构的青睐。缩微照相机、“一次一译”密码本几乎是苏联驻外特工的制式装备。1960年9月，英国军情五局特工彼得·赖特打开了克格勃特工朗斯代尔寄存在米兰银行里的保险箱，从里面取出了一套间谍活动的工具：一架“米诺克斯”照相机，一架专门用于拍摄文件的微型照相机“普拉克捷娜”，另外还发现一本《英文打字教程》，另有7只装在木碗里的打火机。X光透视显示，打火机底部是空的，里面是两套“一次一译”微型密码本，其中有一套正在使用。
但是，“一次一密”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密钥的供应问题。每一份加密的电文都需要一份独一无二的密钥进行二次加密，发出的密电数量越多，二次加密所需要的密钥量越大。这是一项极其浩大的工程。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德国和日本才另辟蹊径，采用安全性不那么高，但易于生产和使用的机器加密系统。从理论上说，这一类密码是可以破译的，但在实际运用中，由于计算机尚未问世，大量的人工演算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密码仍然是安全的。我们已经知道，德国和日本都低估了人类的智能，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即便不知道德国和日本加密系统的厄运，苏联情报机构也不准备重蹈覆辙。它决定迎难而上，不惜血本，生产一次性的密钥。这种谨慎的做法保证了苏联密码体系的安全。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莫斯科与其驻外使节和情报站之间的联系激增，密钥的库存一天天减少。密钥的生产人员都受到警告，如果无法保障军需供应，将受到严惩。另外，作为权宜之计，苏联决定重复使用密钥。1942年，数万份重复使用的密钥生产了出来。密钥的产量增加了一倍。 范春安的间谍代号是X6，它代表的这个人在古芝地道里越共司令部的情报网H63中是绝密而孤独的。他白天为新闻机构工作，晚上则忙碌地将情报用北越方面提供的Hermes打字机打出来，再用特种相机拍下来，有时一晚上要处理上百页。他把微缩胶卷伪装成越南传统食物某种烤肉卷，并用米纸包裹好，或者把它们藏在腐烂的死鱼腹中。他把这些越积越多的“肉卷” 和“鱼”装进篮子，伪装成拜佛或上坟的贡品，然后在早晨带着他那条著名的德国牧羊犬外出散步时一并送出情报。如果胶卷不多，他就放进树上的空鸟窝里；而如果有大量的胶卷积存，他就把它们都藏在一块墓碑下面。有时候范春安的妻子必须远远地尾随着他，以便在他突然被捕时及时向取件的情报员示警。
在越战早期，当美军还没有大规模进入越南直接作战前，美国驻南越军事顾问为南越领导人吴庭艳制定了以美军直升机协助清剿越共游击队的战术。范春安将掌握到的情报告知北越方面，游击队因此制定出相应的战术。在1963年的北邑战役中，北越方面首次以营级力量战胜了在飞机、装甲车和大炮武装下的南越部队，击落了五架美军直升机，并导致美国顾问三死五伤。北邑战役后，北越授予两名有功人员最高军功章，一名是越共游击队指挥官,另一名就是范春安。
在1967年下半年，北越情报领导人向范春安通报了筹划中的1968年新年停火后的新年攻势计划。尽管范春安很怀疑南越民众是否会如北越想象的那样“群起呼应、迎接解放”，但他很清楚自己的职责在于协助组织这一计划，因此他找出了西贡的城防弱点，圈定了包括南越“总统府”和美国大使馆在内的二十处军事打击目标，并帮助上级进入西贡四处侦察。范春安喜欢养鸟，所以他让上级化装成雀鸟商人走街串巷。他们收集的情报让北越在1968年发动攻势前轻而易举地将自己的武装力量渗透进了西贡。
在1975年，北越领导人认为还需要好几年的准备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时，范春安说服了他们：北越完全可以不遭受任何抵抗就长驱直入，占领西贡。当然，事实又一次证明了范春安的判断是对的。
但范春安并非是拥有钢铁意志的无惧战士。在与他接头的47名联络员中，先后有27人被捕或被处决。范春安在接受越南作家阮玉海采访时承认：“在执行任务前，有时我会和妻子说：如果我被捕，我倒希望自己尽快被处决；不然如果我被严刑拷打，我担心自己会供出许多人。我在心里和自己说‘要镇定’，但我管不住紧张心理带来的生理反应：我的手可能在竭力保持平静，可我的双腿在发抖。”
范春安曾对阮玉海说：“人们一般只有一个职业，而我有两个：间谍和记者。这两个职业既矛盾又统一：情报工作要求你收集和分析信息，然后像小猫掩盖自己排泄物一样绝对保密；新闻工作要求你收集和分析信息，然后公诸于众。”
范春安在西贡新闻界无人不晓，所有西方记者都认识他、信任他。他是西贡新闻界同仁们在同起路和黎利路交汇处Givral咖啡馆里互通信息时的中心人物。他被视为向美国人民解释越南的最佳本地人选。在南越时代，几乎所有在西贡的美国新闻媒体都会聘请一到两位越南本地人来克服语言障碍与文化差异，这些本地雇员通常不会在文章上署名，可是范春安极其出色的工作让《时代》杂志主动将他的名字放在杂志版权页上，并且给予他全职记者的待遇与职权。他是美国各大主要新闻媒体正式雇佣的第一位越南裔全职记者。
1970年至1972年间与范春安同在《时代》周刊西贡办事处工作的斯坦利·克洛德曾在《时代》周刊上撰文：“我们无人知晓他的真实人生：与特种墨水、微缩胶卷、特工总部和情报网络打交道。他有军衔，也一定有代号。但对于所有曾经和他并肩工作的新闻人员来说，范春安是第一流的记者；对于越南战争的历史根源与政治背景，他比我们任何人的理解都要深刻。”而《华盛顿邮报》也指出：“虽然范春安的实际工作是收集和上报关于南越与美军的情报，但他对信息搜集与分析的卓越能力，使他成为新闻界内最优秀的越南记者。”
1975年4月29日，《时代》周刊纽约总部收到驻南越最后一位记者的越洋来电；“我是范春安。所有美国记者都已紧急撤离。现在由我主持西贡办事处的工作。”在发来采写的三篇报道后，他的名字才最终从杂志版权页上消失。他自我评价多年来一直克尽记者职责，撰写报道绝不偏颇，更从未造假，因此问心无愧。
范春安当年的许多同事和朋友如今已经是知名记者或者作家，如《纽约客》名记者罗伯特·沙泼林，著名专栏作家斯坦利·卡诺，被誉为“美国记者之父”的著名记者、普利策奖得主、著名历史传记作家大卫·哈伯斯坦，1971年在《纽约时报》公布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并一举成名的尼尔·西恩。但这些人都不知道范春安的秘密身份。直到南越政权倾覆后，范春安的外国同事才慢慢发现：这位温文尔雅、饶有趣味的越南同事一直在为北越方面服务。
但他们依然保持着与范春安的情谊。当年雇用范春安的《时代》周刊亚洲分部部长弗兰克·麦克卡罗奇说：“他是我们的同事和明星记者，我不会对他的间谍身份而愤怒。他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的国家工作，要是换了我，我也会那样做的。”而大卫·哈伯斯坦则认为：“我仍然喜欢他，没觉得他背叛了我们，或背叛了新闻。他拓宽了我们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什么是忠诚？什么是爱国？什么是真相？他是个越南人,在他们那个空气中只有背叛的悲剧时代，他有自己的难处，但我觉得他处理得很好。”他们在1990年甚至还筹款协助他的大儿子赴美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学习新闻。范春安的儿子如今在越南外交部工作，并在2006年美国总统布什访问越南时担任翻译。而范春安的最后一任美国雇主——《时代》周刊，至今还为范春安留着属于他的那份养老金。
鸟尽弓藏，英雄落寞 &n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