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灭倭第一战――唐高宗龙朔三年白江之役
说起中倭之间的战争，一般人均会想起中华民族死伤三千多万人的抗日战争，令人切齿嗟叹、尽丧北洋水师的甲午海战，十六世纪惨烈的抗倭援朝战争以及忽必烈居心叵测想顺带消灭汉人“新附军”、最终功亏一篑的元朝征倭大战。数次战争，说句实话，代价巨大，败多胜少。特别是距离今日最近的抗倭战争，最后关头，如果没有美国最后两颗原子弹，狂妄叫嚣“一亿玉碎”的倭人不知还要涂炭我中华多少生灵。
其实，远在一千三百多年前，我们伟大的唐朝先人曾在朝鲜半岛的白江(今韩国锦江)干净利索地打过一个漂亮仗，使得倭寇偃旗披靡、一蹶不振。当时，汉军、新罗联军两万多(汉军一万多，新罗军不到一万)，对倭军、百济联军七万多(倭军五万，百济军两万)，真正以少胜多，重创倭夷，且水陆并胜，焚烧倭军战般四百多艘，四战走捷，倭、百联军不战即降，余则仓惶遁走。而且，与明朝援朝抗倭不同，那次战争明朝主将邓子龙与朝鲜主将李舜臣均壮烈战死；白江之战，唐军主将刘仁轨与新罗王金法敏都精神抖擞，完好无损。倭国国内大震，剩下未被屠杀的残兵败将逃返本岛。心肝胆裂之余，倭人在国内凿三重巨塹以防唐军进攻。
当时当地，如此赫赫战功，《旧唐书?刘仁轨》传中，却只有短短一百二十三个字：“于是(刘)仁师、(刘)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师陆军以进。(刘)仁轨乃别率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会陆军同趣周留城。(刘)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日，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扶)余丰脱身而走，获其宝剑。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一时并降。百济诸城，皆复归顺。”《资治通鉴?唐记十七》基本也是类似的描述，短短数十字。
即使以现代眼光来看，白江之役不可不谓大胜：又是以少胜多，又是水陆并进，又是“借东风”烧敌船，又是友军配合作战破敌联军，该记载该褒功该宣传的地方多的是。但在唐朝，以及书写新、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的五代和宋朝，倭国名气太小，近乎被史臣忽略不计。当时的大将们，也以平高丽、灭突厥、却土蕃、击回鹘等等自耀大功，谁都不会把打败倭人的战绩拿出来显摆。当时的中国人，也没多少知道倭国，估计可能吃过倭瓜。就像今天的美国人，如果对他说美国大兵很狠狠教训了斯威士兰一顿，对方肯定一脸茫然：“斯威士兰，哪里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有石油吗？不是斯里兰卡吧？……”一直到数月后在哪个电视小节目上看见娱乐新闻数千美女猛晃豪乳竞当国王新妃，这个美国人才恍然，“哦，斯威士兰是南非一个部落小国啊。”由此可推，美国将士也只会吹牛说“兄弟在二战、韩战、越战的那会儿…..”,绝对不会吹嘘他在斯威士兰宰过多少”马猴“――当时的唐朝，乃世界性泱泱帝国，天朝，所以，对白江之战，根本没有什么人太当回事，不过是一次鸡毛蒜皮的小胜利而已。
盛唐大宋，对倭国真的不甚了了，道听途说，只作如下记载“日本，古倭奴也……国无城郭，联木为栅落，以草茨屋(贫民窟一样的草棚子)。左右小岛五十余，皆自名国，而臣附之(散乱的部落联盟)……其俗多女少男，有文字，尚浮屠法……其俗椎髻，无冠带，跣以行，幅节贯后，贵者冒锦(倭国自古就穷)；妇人衣纯色裙，长腰襦，结发于后(跟高丽学的)。至(隋)炀帝，赐其民锦线冠，饰以金玉(日本在炀帝之前连衣冠都没有，更甭想“衣冠人物”和“道德文章”)……”；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直到“遣唐使”一批批来大唐跪拜求学打秋风，中华才对这些矬个子的小人种稍加留意。其中一批贡使来唐，副使仲满(阿倍仲麻吕)“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朝衡就是晁衡，这倭国哥们在天宝十三年忽起思乡之情，想搭乘遣唐使藤原清河的便船 “衣锦还乡”，中途遇风，差点被淹死。诗仙李白以为和自己一块吃过倭瓜并收受过对方一件日本裘皮大衣的矮小哥们喂了王八，三两黄酒下肚，信笔涂鸦，有《哭晁衡卿》一诗：“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哭也不是真哭。三天之后，李白本来把矬哥们这“死人”就忘了。过了数月，忽然又惊见此人现身长安诸王公的大宅院酒席间，李白还以为白日见鬼遇诈尸，实实吓了一大跳。不过，诗也不白写，此诗后来被人肉麻地吹捧为“中日友谊史传诵千年的名作”。
乔冠华与第一任妻子龚澎 1942年至1943年，乔冠华与龚澎相识而相爱，大家都认为这是很相配的一对，同志们都为他们高兴，1943年他们就结婚了。当时的革命婚礼是很简单的，不过是大家在一起吃些糖果花生热闹一下。记得董必武同志还为他俩赋诗一首，写在一块红绸上。婚后老乔搬到曾家岩，那时叶剑英同志已返回延安，他俩住在三楼原叶剑英同志的居室。从此龚澎才搬离我们的女生宿舍。我还记得他们恋爱时我询问过龚澎：听说你和老乔恋爱了？该结婚了吧。她表示还有点犹疑，她说感到老乔比较自傲，听说他对爱情有点浪漫。我玩笑地说：浪漫有什么不好？古板才没趣哩。接着我认真地说人无完人，他很不错了。当然龚澎也仅是想说点心里话而已。他们婚后那段时间是非常幸福的。
1946年10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国共和谈已基本破裂，南京、上海出版《新华日报》已完全无望，恩来同志准备率中共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撤回延安。
周恩来同志行前，对留在国统区工作的人员作了细致的安排：龚澎夫妇和我都是决定派往香港的。那时还有几个工作人员，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准备，英文《中国文摘》半月刊就与读者见面了。龚澎手下只有六七个人，从选稿、改稿、编排以至下厂校对都是这几个人干的。重要文章的翻译、撰写以及定稿、看大样都是龚澎和老乔亲自动手。虽然那时人手少，但龚澎善于广交朋友，老乔又与文化界很熟悉，所以刊物得到当时在香港的各界进步人士以及外国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中国文摘》办得有声有色，影响很大，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并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龚澎夫妇在香港工作直至1949年。
龚澎去世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龚澎已经逐渐成为我党一名出色的外交家。外交部建立之初，她被委任为外交部情报司司长，筹组新闻司。龚澎在工作中言传身教，给刚刚步入外交岗位的同志都留下深刻印象。
1966年，文化大革命那股火烧到了外交部。有一天回到院子里就听人说：龚澎的家被抄了，她还挨了打。我非常焦心地等到半夜，悄悄溜进她家，看到她双眼失神，呆呆地坐在沙发上。我握着她冰凉的手，问她是否挨打了，什么被抄走了？她告诉我，造反派逼她交出工作上所有的笔记本，她拒绝交出，有人发火抓她的头发想往墙上撞。他们最终还是到家里来把所有的笔记本抄走了。她最愤怒的是那些笔记本内有属于机密的内容。
1969年我下放到湖南“五七”干校劳动去了，龚澎因为过度劳累，加上精神上不断受到刺激，不幸患上脑溢血病倒了，而且病情日渐严重。恩来同志对她极为关怀。龚澎住医院期间
第二次发病后，一直没能醒过来，医院曾建议开颅把血块取掉，有可能好转。当时老乔十分犹豫，怕有风险。恩来同志召集多方面的专家研究，认为既有一线希望还是应该争取。于是和老乔商量决定开刀，争取能有好转。最终因拖延时间较长，还是没能扭转病情。
1971年龚澎离开人世。
乔冠华悲痛欲绝，人都垮了，终日借酒浇愁，他家的向南阳台以往堆放一些杂物，这时却堆茅台酒的瓶子。他两三天就一瓶，很快茅台酒瓶子堆满了阳台。那时住在报房胡同的几位和老乔过从较密的朋友，如符浩、陈楚、普生和我，几乎每晚都到他家陪伴他，通通消息，说说闲话，并劝慰他振作起来把更多心思放在工作上。经过一年多，老乔才慢慢平复过来。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外交上经历了很多重大事情。乔冠华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参加了联合国恢复中国席位后的第一次大会，他的讲话(大家都知道，这篇讲话稿并非他个人的杰作，而是外交部有关方面集体的创作，代表国家的)受到极大欢迎。加上他个人的风度举止也起一定作用，自此他声誉大增，也身价百倍了。龚澎去世已两年多，老乔又恋爱了，他再寻伴侣是合情合理的事，朋友们也为此高兴。他的恋人就是章含之。
识时务者为俊杰？ 1974年冬，我们从加拿大回京述职并休假。就在那年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和章文晋约见乔冠华部长，向他汇报加拿大的情况并请示工作。他请我们到他的新家去谈。
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因为知道章士钊自北平解放前就一直住在朱启钤老先生家，所以特别命国务院拨史家胡同这所房子给章士钊先生长住。这时的章士钊已不在，乔冠华这位女婿就住到坐北朝南的正房了。我们本来是要向乔汇报请示工作的，但文晋没说几句话，乔摆摆手制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