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与第一任妻子龚澎 “龚澎和乔冠华都是我数十年的战友、至交，他们曾共同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过许多贡献。
龚澎是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女外交家、外交部首任新闻司司长，为人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大家都为她的英年早逝感到十分惋惜。乔冠华在他人生的最后年月，也曾有过短暂的辉煌，还有一些人在他的头上戴过无数耀眼的光环，但历史难以改写，人亦无完人，我
也为他晚年一些作为感到悲哀和痛惜。
——作者
初识龚澎 我和龚澎认识是在1940年春夏之时，龚澎从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那里调到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工作。从那时起，我和龚澎一起住在重庆曾家岩50号楼下一间既阴暗又极小的房间里。
那时候，龚澎逐渐结交了几乎所有国家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无论是塔斯社、法新社、路透社或美联社的以及各国大报刊的都结识。与美国新闻处也时有来往，当时美国新闻处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也成为龚澎的朋友。1983年后我到美国工作曾遇到这位老教授，提起龚澎他很有感情，他对龚澎很佩服，说那时候他们的观点与共产党是完全不同的，但龚澎提供给他的消息和共产党的宣传小册子，他很乐于接受和阅读。并说龚澎那时已经是很受外国记者欢迎的人物，是很出色的外交家。
龚澎中文很好，英文更好。我看她不停地直接就在打字机上出英文稿，十分羡慕地赞叹：你真了不起，怎么看着中文就打出英文了呢？我真是由衷地敬佩她。龚澎原名维航，1914年出生于日本，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起全面侵华战争，龚澎即奔赴延安。她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不久被派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正是在那里她结识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刘文华。刘文华曾留学德国，抗战前夕回到祖国，不久即参加了八路军，和龚澎同在八路军总部工作。刘文华是个很有学识、修养，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好同志，他的中文、德文、英文都很好；在德国是学工程的，在八路军总部担任彭副司令的秘书，所以和龚澎常常在工作上有接触。他们婚后蜜月刚过就接到了命令，调龚澎去重庆工作。龚澎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党的神圣事业热情澎湃，豪情满怀，哪能够为了儿女私情而拒绝调令呢？于是她毅然离开太行山来到重庆。而令她极为痛心的是，就在当年，刘文华在前方征战途中，突然患了急性盲肠炎，战乱年代，又在敌人后方，医疗条件极差，延误了治疗，病魔竟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当龚澎得知这一不幸消息时，十分悲痛。她在那间小屋里，用被子蒙着全身，独自伤心，我们谁也难以使她悲痛的心安静些。
龚乔之恋 我认识乔冠华是1942年他刚从香港来到重庆之时，有一天恩来同志把我叫到他的住室———也是办公室。
我站在他桌旁听候他的吩咐，他问我：你知道我国有两个名叫乔木的人吗？我觉得很突然，定了定神回答说：我知道，是南乔北乔吧？北乔我认识，在延安见过面还交谈过。南乔听说过，是在香港常发表国际评论的。是吧？恩来同志说：不错。现在这位南乔已调到我们《新华日报》工作了，他刚来，住在《新华日报》营业部纯阳洞宿舍里。他的经历和你们不大一样，他曾在外国生活多年，以后在张发奎将军处当过幕僚，又在香港新闻界文化界工作，是文化名人。他初到《新华日报》生活条件很艰苦，也许一时会不习惯。接着恩来同志叫我去看望这位南乔，让我转告南乔他这几天很忙，过些天会尽快找南乔谈话的。
当天下午，我提着一些橘子、花生去纯阳洞宿舍看望这位南乔。他给我第一印象是身材瘦高，有点驼背，戴眼镜，穿着不讲究，也没有摆名人架子。他问起重庆文化界的朋友，因为我与重庆文化界的朋友很熟悉，我坐下来和他谈了一会儿就告辞了。以后我还曾经给他送去过衬衫、袜子什么的，他正式在《新华日报》工作后，也常见面，但没有什么私人交往。后来听他自己诙谐地说过：党外人士把我看成是共产党人，而党内呢，又有人把我看作党外民主人士。说完哈哈大笑，这是他的习惯。以后我们都称呼他老乔，南北乔之说也慢慢淡忘了。
乔冠华与第一任妻子龚澎 1942年至1943年，乔冠华与龚澎相识而相爱，大家都认为这是很相配的一对，同志们都为他们高兴，1943年他们就结婚了。当时的革命婚礼是很简单的，不过是大家在一起吃些糖果花生热闹一下。记得董必武同志还为他俩赋诗一首，写在一块红绸上。婚后老乔搬到曾家岩，那时叶剑英同志已返回延安，他俩住在三楼原叶剑英同志的居室。从此龚澎才搬离我们的女生宿舍。我还记得他们恋爱时我询问过龚澎：听说你和老乔恋爱了？该结婚了吧。她表示还有点犹疑，她说感到老乔比较自傲，听说他对爱情有点浪漫。我玩笑地说：浪漫有什么不好？古板才没趣哩。接着我认真地说人无完人，他很不错了。当然龚澎也仅是想说点心里话而已。他们婚后那段时间是非常幸福的。
1946年10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国共和谈已基本破裂，南京、上海出版《新华日报》已完全无望，恩来同志准备率中共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撤回延安。
周恩来同志行前，对留在国统区工作的人员作了细致的安排：龚澎夫妇和我都是决定派往香港的。那时还有几个工作人员，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准备，英文《中国文摘》半月刊就与读者见面了。龚澎手下只有六七个人，从选稿、改稿、编排以至下厂校对都是这几个人干的。重要文章的翻译、撰写以及定稿、看大样都是龚澎和老乔亲自动手。虽然那时人手少，但龚澎善于广交朋友，老乔又与文化界很熟悉，所以刊物得到当时在香港的各界进步人士以及外国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中国文摘》办得有声有色，影响很大，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并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龚澎夫妇在香港工作直至1949年。
龚澎去世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龚澎已经逐渐成为我党一名出色的外交家。外交部建立之初，她被委任为外交部情报司司长，筹组新闻司。龚澎在工作中言传身教，给刚刚步入外交岗位的同志都留下深刻印象。
1966年，文化大革命那股火烧到了外交部。有一天回到院子里就听人说：龚澎的家被抄了，她还挨了打。我非常焦心地等到半夜，悄悄溜进她家，看到她双眼失神，呆呆地坐在沙发上。我握着她冰凉的手，问她是否挨打了，什么被抄走了？她告诉我，造反派逼她交出工作上所有的笔记本，她拒绝交出，有人发火抓她的头发想往墙上撞。他们最终还是到家里来把所有的笔记本抄走了。她最愤怒的是那些笔记本内有属于机密的内容。
1969年我下放到湖南“五七”干校劳动去了，龚澎因为过度劳累，加上精神上不断受到刺激，不幸患上脑溢血病倒了，而且病情日渐严重。恩来同志对她极为关怀。龚澎住医院期间
第二次发病后，一直没能醒过来，医院曾建议开颅把血块取掉，有可能好转。当时老乔十分犹豫，怕有风险。恩来同志召集多方面的专家研究，认为既有一线希望还是应该争取。于是和老乔商量决定开刀，争取能有好转。最终因拖延时间较长，还是没能扭转病情。
1971年龚澎离开人世。
乔冠华悲痛欲绝，人都垮了，终日借酒浇愁，他家的向南阳台以往堆放一些杂物，这时却堆茅台酒的瓶子。他两三天就一瓶，很快茅台酒瓶子堆满了阳台。那时住在报房胡同的几位和老乔过从较密的朋友，如符浩、陈楚、普生和我，几乎每晚都到他家陪伴他，通通消息，说说闲话，并劝慰他振作起来把更多心思放在工作上。经过一年多，老乔才慢慢平复过来。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外交上经历了很多重大事情。乔冠华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参加了联合国恢复中国席位后的第一次大会，他的讲话(大家都知道，这篇讲话稿并非他个人的杰作，而是外交部有关方面集体的创作，代表国家的)受到极大欢迎。加上他个人的风度举止也起一定作用，自此他声誉大增，也身价百倍了。龚澎去世已两年多，老乔又恋爱了，他再寻伴侣是合情合理的事，朋友们也为此高兴。他的恋人就是章含之。
识时务者为俊杰？ 1974年冬，我们从加拿大回京述职并休假。就在那年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和章文晋约见乔冠华部长，向他汇报加拿大的情况并请示工作。他请我们到他的新家去谈。
